庆幸大陆圣召丰沛

读罢的SAKURA的博文<深思台湾神父缺少严重>，深有同感，我在给该文的留言提到：我听李贵林老人讲,李贵良神父在台中教区服务到93岁才退休,可见台湾圣召之匮乏。李神父长期在辅仁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大概八四年的时候，开始学习闽南话，三年乃成，然后到台中福传（那时估计已经从辅大退休了）。去年，因为身体欠佳才退出牧灵一线。如果李神父有宁夏教区马仲牧荣休主教的那付好身板儿（蒙古族的马老主教九十岁还能骑马），估计至今还得为主收割庄稼。实际上台湾不光是神父的圣召少，修女圣召也很匮乏，据一个修女姐妹讲，台湾圣母圣心女修会最年轻的修女也四十开外了。

SAKURA又提到：台湾作为华人教会的中心，目前也遇到了很大问题。那大陆和其他地区的问题那？实际上，大陆的圣召和台湾的圣召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的圣召是何其丰沛！

如果让我对当今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作一评价，我的评语是“丰沛的神恩，干瘪的教会”。“干瘪”是指目前教会的经济状况、堂区管理、福传事业、神学建设、青少年牧灵等诸多方面极不完善，有些事情甚至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丰沛”主要指圣召的神恩，大家可不要小瞧了天主圣神赋予的这项神恩。如没有这项神恩，大陆天主教会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我国的福传事业主要是外国修会推动的，当然也有个别教区本地化工作搞得较好的，比如我们沈阳（Fengtien）总主教区。顶峰时全国公有5800多位神职人员，8000位修女。1951 — 1955 年末留驻中国的外国主教、神父、修女达 6000 多人，均被驱逐。 1966 年有 9 位方济各会修女希望死在中国，但也被驱逐出境。授予金主教司铎圣职的华柱理主教被判刑 20 年， 1958 年被驱逐，是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外籍传教士。

这时国籍神父尚有2000余人，但各大修院基本上停滞了。沈阳的皮漱石总主教曾经把魏显扬和平万荣（音）送到汉口大修院学习，几个月后无功而返。

经过不断地折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宗教政策从新放开的时候，全国仅剩约1000 位神父。以抚顺教区为例，仅剩霍神父和金神父（既后来的金沛献总主教）两位老神父。庄稼多而工人少的状态可见一斑。

教会要想发展而能培养新人，于是几所大修院在八十年代初期重新开放。当时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没有教材，上海教区的金鲁贤神父（后担任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从南京金陵神学院借了八本书，用这八本书作教材从新在佘山大修院培养修生。我手头有一本1983年全国大修院的拉丁语教材《辣丁文规》，我看了一下内容，绝对是上百年前的人编写的，现在的人基本上看不懂，可见当时教材之缺乏。

然而，尽管条件刻苦，圣召却十分丰富。到现在短短地二十几年时间，公开教会已经培养了1800多位年轻神父。（以下省略部分关于没有登记神职人员的字句）尽管这几年圣召在减少少，但总体上还是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我们教区就有不少亲哥俩当神父、二姐妹或三姐妹同当修女、教友家的独生子女度奉献生活的事例。这是天主的奇妙恩典！

有一次我和老郭神父谈到这个问题时，郭神父说如果再晚开放十年，中国的教会就彻底完了。可不是嘛！ 1957年全国各大修院已经关门了，80年代开放后第一批修生也得在八七年以后晋铎，中间整整隔了三十年。郭神父和傅铁山副委员长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修生，也就是说傅铁山副委员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大陆最年轻的神父。如果90年代我们的教会才恢复的话，生于1931年的傅铁山神父也将达到60岁，其他老神父就不用提了。再等六、七年后培养出年轻的神学院毕业生，连主持晋铎弥撒的主教恐怕都难找了（截至到1990年，教宗比约十二世委任的主教中，仍有6位在生。但到1996年，仅剩段荫萌老主教,龚枢机还在海外）。天主教会恐怕得像东正教会一样的命运。

这些年来，圣召不断。除了神父外，公开教会还用3000多位发愿修女。这些神父、修女年龄平均在三-四十岁这个阶段，年富力强。他（她）们是教会的发动机、福音的宣传队、教友的领路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的时光内，大陆教会仍能分享到他们的“年龄红利”。我们仍需不断祈祷，希望天主派遣更多的神父、修女来替主收割庄稼。

天主给我们教会解决了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剩下的难题还需我们逐一克服。另，看待问题应该用信德的眼光！